十八大精神系列谈：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来源：人民日报

时间：2012-12-10

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形势下，应如何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本期“大家论道”的几篇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

——编 者

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 张岂之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任务。要完成这一重大任务，一项十分重要的也是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因为文化作为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其灵魂是思想，即民族价值观和民族智慧的结晶。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需要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通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

近年来，我国学术理论界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研究的同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进行了研究，其结论大体相同，不过在表述上有一些差异。我的看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可归纳为以下12个方面：天人和谐、道法自然、以民为本、忧患意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诚实守信、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这里以“以民为本”和“忧患意识”为例略作分析。

早在西周时期，为西周制礼作乐的周公就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理念。古代的镜子称为“监”。周公要求为政者以“民”为镜，时时对照，反省执政的得失。类似的理念屡屡见于西周时期的文献，可见在3000多年前，我国已经产生民本思想。

战国中期儒学代表人物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战国末期荀子认为“民”和水一样，既可“载舟”，亦可“覆舟”。

在中国封建社会，各官府衙门的大堂上都挂有“明镜高悬”等大匾，寓意为官者应为民作主，明辨是非，公正无私。唐太宗李世民说自己有三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把君看成“天下之大害”，将民本思想与反对封建专制君权联系起来。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代的民本思想并没有也不可能在国家制度和法律层面确立“人”或“民”的主体地位。今天我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古代的“以民为本”，需要从“民本”进到“人本”，在国家制度和法律层面牢固地确立“人”和“民”的主体地位，实现“以人为本”，这意味着中华民族向一个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社会的跨越。

在我国古代，与“以民为本”理念相联系，还有“忧患意识”。“忧患”一词见于《易大传·系辞下》，认为君子应与时俱进，“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忧患意识”历代相传。唐朝政治家魏征把“忧患”解释为人的精神状态与人的认知程度。据《新唐书·魏征传》载，魏征说：“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认为治国理政者只有不忘国家危亡因素，社会才能安定有序。在魏征的论述中，包含有“忧患意识”与社会和谐这二者互相依存的某些要点。

关于我国历史上的“忧患意识”，人们经常把北宋时期政治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文作为代表。范仲淹访问过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由于天气阴晴风雨的变化，游览者的心情有所不同，由此范仲淹引申出：政治家如何才能不受外界影响而坚持自己的信念？他的回答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将“忧患意识”与忧国、忧民联系起来，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天，我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仍然需要倡导“忧患意识”，但并不是简单地传承古代“忧患”理念，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提升发展，使之具有新的内容，体现在民族复兴与建设和谐社会这个目标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还应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儒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以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为例略作分析。儒学产生于春秋末期，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则是19世纪在西欧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理论，至今已有160多年历史。可见，中国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那么，二者是否有会通之点？回答是肯定的。

会通点表现在对于“人”的研究上。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将儒学归结为“人学”，我也持这种观点，认为先秦时期孔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儒家代表人物在“人禽之辨”、“文野之分”（文明与野蛮的区分）的基础上，研究什么是“人”，以及“士”这个阶层的人怎样才能成为“君子”。儒学指出人有道德自觉，有群体的社会生活，能从事农业生产，并创制礼法。而道德并非天上的神物，人在接受道德教化的基础上，经过努力和锻炼，可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成为“君子”，再向圣贤的境界前进。由此孔子倡导“仁者爱人”，孟子主张践行道德是人的本质，荀子则强调人们可以认识自然界某些法则，自觉地进行农业生产，过上丰衣足食和明礼知法的社会生活。上述儒学的一些基本论点，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亦可称之为“人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指出“人”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活动着的具体的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揭示了“人”的社会本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可能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向共产主义目标行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逐步实现。

从以上分析可见，中国古代儒学讲的“人学”，是关于“君子”的道德学问，没有揭示“人”的社会本质，但其理论具有引导人们走向崇高境界的作用，是宝贵的传统文化财富。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学”，则是关于人的科学即人的本质的理论。人的科学并不排斥“君子”的道德学问，因为这是走向人的科学的重要起点，而且在人的科学指引下，人们能够更加准确地认识“君子”道德学问的价值，从而区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使前者得到发扬光大。

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两个基础上创造发展的，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再一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基础，二者缺一不可。这里所说的“历史基础”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中之一是要求我们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作深入的研究。今天，我们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是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将这二者加以结合，意义重大。

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

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王东虓 杨云香

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不同方面进行努力。比如，要全面认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加强文化典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推进文化典籍资源数字化；要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深入挖掘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等等。在众多方面中，有一个方面是基础性的，这就是“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

国民教育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也是由人传承的，如果优秀传统文化不对人发生作用，不能深入人心，不能成为人的精神追求、精神力量、精神财富，传承就失去了实际意义。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内化为人的文化素养，外化为人的实践行为，实现知行合一，才能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人。党的十八大报告在阐述文化建设时强调了“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目标；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了“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等，这些要求揭示了文化传承、创新、发展都必须作用于人，要内化为人的文化素养，以提高人的素质为目的。把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为人的文化素养的途径有很多，但最基础的无疑是通过国民教育。国民教育一般是指政府所办的小学和中学教育，也可包括幼儿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主要是指基础教育，但在约定俗成的用法中通常也包括大学教育。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府主导，具有完整的教育体系和架构，它是人们接受教育最基本的途径，也是文化传承最基本的途径。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离不开国民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善于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国民教育还是一种带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强烈时代精神的公共教育，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等重要特点。因此，国民教育的涵义还可以从如何加强国民对国情的认识、对国家的认同，以养成国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等方面来理解。从这个层面理解的国民教育，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当然也是题中之义、不可或缺。事实上，从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看，国民教育一直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途径，具有基础性作用。

国民教育重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基本精神。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表现的形式和载体也是非常丰富。除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还有文化遗存、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传统节日等，但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和载体都体现了一些基本精神。发挥国民教育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基础性作用，关键是要通过国民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基本精神。比如，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就是为了远大的理想和目标而执著追求，这种积极向上、坚韧奋发、革故鼎新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始终不屈不挠、傲然挺立的重要原因。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传承这种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的“自强不息”精神。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一种浩大刚正、大义凛然的“浩然之气” 。这种“浩然之气”一方面表现为维护民族尊严、保持民族气节的国格力量。面对外来侵犯时，表现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的铮铮铁骨，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而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浩然之气”另一方面表现为具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人格力量。一个人有了“浩然之气”，就会面对威胁宁死不屈、面对危险临危不惧，在困难面前逆势而上、敢于担当，始终“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我们应该通过国民教育，把这种“浩然之气”更好地传承下去。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的崇和精神。这种崇和精神一方面推崇“和为贵”的价值观，视和谐为社会发展的原则；另一方面强调“和而不同”，把包容差异求得平衡视为理想的和谐状态。通过国民教育把这种崇和精神传承下去，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以上只是简要列举，事实上，我国传统文化中还蕴含着许多值得弘扬的基本精神，应通过国民教育把这些基本精神传承下去。

国民教育应善于把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在现代条件下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应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国民教育应善于把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培养既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又有现代文明素养的人。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建设相结合的视角看, 现代经济以市场经济为核心，应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诚实守信等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内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服务。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建设相结合的视角看, 现代政治是现代文明的政治基础，应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内容，提升人们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等理念。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建设相结合的视角看，两者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现代文化的深厚基础，应全面认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建设相结合的视角看，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是人们的普遍追求，应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厚德载物、和实生物等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内容，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的良好氛围。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建设相结合的视角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应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有利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内容，提升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只有把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在现代社会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牢牢把握三个重点环节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需要从认识、评价和继承三个方面把握其重点环节。

前提条件——全面系统地认识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类型，具有独特的内容，也有严密的体系，还有自己的终极关怀。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中国传统社会被打破，丧权辱国、亡国灭种背景下的救亡情结成为近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结，以军事力量为代表的现代科技成为评价文化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准，部分知识分子丧失文化自信，倡导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习俗、语言文字等方面都效从西方。这种文化自信的缺失，在当前部分人身上依然不同程度存在。不过，扎根于衣着饮食、言行举止等方面的文化规范却始终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中。文化自信的短暂迷失之后，必然是更大范围内的文化自觉。全面系统地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是百余年来在西方思想冲击、打倒孔家店等过程之后必然要进行的文化清理工作，也是重新盘整文化家底以实现文化繁荣发展的必要前提。对于传统文化的清理工作，近代以来不少有识之士已多次提起，但均因时势或个人等原因而偏于支离，清理成果缺乏系统性、一贯性。在新形势下，对于传统文化的清理工作应当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领导作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为了全面认识传统文化，应该从历史发展、不同流派等方面，结合经世致用的指导原则，将传统文化的源流、发展、冲突、融合等一一列出，努力做到少遗漏乃至不遗漏，打牢文化传承的历史基础。为了系统认识传统文化，在清理过程中可以打破经史子集的框架，放下义理考据辞章的束缚，以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等现代学科分类归纳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结合现当代情况进行系统化归类，尽量形成便于人们学习、评价和继承的传统文化体系。

重要基础——科学准确地评价传统文化

科学准确地评价传统文化，是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其中既有皇皇二十四史可作为治国借鉴，又有关于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之道，还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伦理规范作为社会活动的指南。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对于解决当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全面、系统认识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理清文化遗产，区分精华和糟粕，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科学正确的评价，才能准确把握中华民族目前享有的文化遗产。

科学正确地评价传统文化，首先要求立足中国国情，既要防止以西方价值观为评价标准带来的盲目否定而产生的全盘西化思想，又要避免极端保守的全面复古思想，同时还要注意防止因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产生的教条倾向。其次要求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角度出发，为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精神支持，因而必须既要警惕单纯强调市场经济的唯物质科技发展思想，防止片面追求物质享受对人性道德带来的伤害；又要避免纯粹的精神决定论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保持社会的整体活力，以全民共享发展成果应对日益复杂的各种矛盾。

必然要求——批判发展地继承传统文化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传统意味着历史，但当前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绝不应局限于历史，而是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定位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中国近代百年屈辱的历史决定了我们今天继承传统文化绝对不能泥古不化，而是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并使其实现与外来文化的共存、共同发展。在科学准确评价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应当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辩证分析、区别对待，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努力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确保文化传承的时代性和实践性、发展性和前瞻性，建设适合当代中国发展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批判地继承，既要注重把握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观念，尤其是能够指导中国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解决当前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能够增强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感和满意度的思想，如隆礼重法、和而不同、博施济众、与时俱进、经世致用、重德重教、执政为民等思想；又要抛弃男尊女卑、封建等级、愚孝愚忠、权力本位、迷信鬼神等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思想，发挥文化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促进作用。发展地继承，要求更加关注当前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要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审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同思考，不仅考虑解决当前问题，而且考虑解决进一步发展以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在继承中发展传统文化，在发展中继承传统文化，突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进一步发展的包容性，持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文化支持。